借助汉军西攻波斯为借口，蒋敬已经做好了各种计划，打算以户部的名义发行“波斯券”。
朝廷通过在天下各城池开设皇家钱庄的方式，确定了公贷的利率，但民间的私人高利贷仍旧是存在的，所以这一次的“波斯券”国债，利率大致与钱庄存钱利息持平，以西政波斯战事结束为限期。
简单来说，朝廷通过发行国债，从民间借款，与征波斯战事军费相抵，然后以战争收益作为回报，最多两年就百姓们就可以收回本金与利息。
当坐在皇帝这个位子上以后，随着对前宋的诸多政策、事务了解得越多，王伦就越发觉得惋惜，因为前宋发达的市民经济，后世许多所谓新事物，在这个时代都已经出现了雏形。
不管是银行还是国债，甚至战争债券，前宋都已经出现而且有了体系化、规范化的倾向。
这也让王伦愈发觉得赵佶是个废物，实际上赵佶在位期间的许多政策和手段，也都是为了集中中央权力、整顿国家财政税收情况的，单看他的诸多诏令，是很有前瞻性的。
甚至可以说，从理论上赵佶是个很有手腕和政治能力的皇帝，但可惜的是，他总能够将好事变为坏事。
就好比赵佶大兴花石纲，从江南富户掠夺了大量财富，这是对有钱阶层的打压，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常用手段，但赵佶却将这些财富拿来自已享用、任由一群贪官上下其手了。
所以王伦上台后的诸多政策，其实就是对赵佶时代政策的修正和继承，但王伦没有将这些财富拿来自已享用，而是投入到军队、基础建设方面，加强了监督监管的力度和手段，也最大程度缓解了民间的抵触与反抗情绪。
就好比同样是对东南士族、富户的打压，朝廷在东南数行省大肆修路、修桥、修港口，富户们被朝廷“掠夺”的钱财，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得到了所有人的受益，这就让东南富户们觉得，自已的付出起码有了肉眼可见的回报。
而且新朝的态度，不再视他们为圈养的猪羊，朝廷也愿意与他们对话，尽力在权力与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本朝与前宋的最大区别，其实就体现在了朝廷对于东南的态度。
北方由于异族的存在，可以说江南就是最大的汉人聚集地，是任何一个汉人王朝的统治核心。
前宋的态度是，反正江南都是汉人，都是自已人，而且经济发达，那么就该承担起最主要的财富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前宋却没有做到表面上的权责一致。
东南承担了前宋将近40%的财赋上缴，但朝廷高官出身江南的人数却极少，这一点王伦做的就更好，本朝主管财赋的官署衙门之中，江浙户籍的官员也不算多，但王伦却放开了一些潜规则，允许东南参与到海外贸易和掠夺的更大份额当中。
朝廷从东南拿走了大量的赋税转移到相对落后的行省，同时也在更多的商贸行为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就好比前宋时，东南赚了一百文钱，朝廷拿走四十文，还想要多拿走十文，还不许东南百姓反对。到了本朝，朝廷同样拿走四十文，但是却给东南找了多赚二十文钱的门路。
这多赚的二十文，需要东南付出代价，但总归是一种开源行为，民间的反对声音一下就少了许多。
这其中的道理，前宋的统治者们当真不懂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是前宋统治者们的眼中，东南就好比一个会赚钱的儿子，天然地就该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不但不能当家，还不能分家，更不能插手家中事务。
王伦也不允许东南这个“儿子”插手事务，但朝廷这个“父亲”允许“儿子”去赚更多的钱，也愿意听取“儿子”的一些意见，这总归是一种进步。
这一次御前会议结束后，《民报》便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朝廷打算发行“波斯券”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这让沿着已经通畅的丝绸之路跑到开封府做生意的波斯商人们大惊，联名求见鸿胪寺，鸿胪寺的官员接见了他们，表现得很是傲慢，表示你们没有看错，朝廷就是准备打你们，因为你们不听话！
前宋由于五代的乱世，导致统治者们要压制武夫，这个行为本没有错，但错就错在“过犹不及”了，对武将打压过度，导致前宋对外武功不行，继而引发了中原王朝的内向。
汉唐时期积极的对外开拓精神，到了前宋就变得保守起来，王伦需要扭转这种精神状态，让汉人重新找回那种睥睨天下的自信和雄壮。
所以他解开了对武将的部分枷锁，重新以军功爵位制度为鼓舞，让汉军再度表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比前宋更加富有侵略性。
前宋的文治昌盛，经济贸易极其发达，当新汉继承了这一切，开始文武并重，用两条腿走路时，那个曾经称雄亚洲的中原王朝就再度苏醒了过来。
面对鸿胪寺官员傲慢而且无礼的发言，波斯商人们内心很是苦涩，作为商人，他们对中原王朝的繁华与强盛远比那些呼罗珊地区的波斯大地主们更加了解。
实际上许多来华的波斯商人们，都想要留在中原，争取获得一个中原户口，从而成为汉人的。
这并非没有先例，晚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花间派”，其中就有一位李珣，祖上是波斯商人，来华后就此定居于蜀地，李珣因此也被称为“李波斯”。
“花间派”的词作大多婉丽绮靡，但李珣的词风与韦庄相近，很是清新，一点儿也不艳俗，朝廷翰林院编撰《全宋词》，李清照就认为晏殊的词风颇有李波斯的几分意像。
这不是说晏殊不如李珣，而是说那种“清新”之感，五代宋初的这种风格，可以看作是对李珣的一种延续。
受中原影响，这些波斯商人们也会汉语，甚至也学着李珣作汉词，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已那些远在呼罗珊与花剌子模的老乡们，行为是多么可笑，简直是井底之蛙一般。
朝廷的态度如此，显然不是一群波斯商人能够影响的，于是在收到了鸿胪寺明确答复之后，旅居开封府的波斯商人们一合计，便请求获得购买“波斯券”的资格。